大陆学者惊人之语:不要冤枉撒旦

2017-12-03 06:15:09

基督教认为,魔鬼撒旦是世间一切罪的总根源,但是如果你把自己所犯的任何具体过错都归为撒旦的作为,那就是冤枉撒旦上帝造人的时候,也给了人自由意志:你可以选择屈服于撒旦,更可以选择与撒旦抗争但是在最后审判时,你曾经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将见分晓:屈服于撒旦者下地狱,胜过撒旦者上天堂当今中国,人们惯于把一切罪错都归于中共的一党独裁,这也是冤枉撒旦在此举例说明: 第一个例子近日冯小刚发一条"说真话"的短信,结果把太太徐帆和哥们儿陈道明吓得不亦乐乎经济学者何清涟写文章将此事归结为中共的言论控制太可怕,并举了很多具体实例加以证明,比如杜宪的例子,萧瀚的例子,还有作者自身的例子此番论述,固然可以证明中共言论控制的严酷,但把中国人如此大面积、长时间的选择闭嘴全部归于中共的言论控制,那是冤枉撒旦我相信,徐帆,尤其是陈道明,即便不对冯小刚实行温柔封口,小刚也不会有任何祸患,更不用说他的妻子,更不用说朋辈徐、陈的封杀行为,完全属于他们个人的自由意志,把它们归于政治可怖,那是冤枉撒旦 第二个例子是在《中国人权双周刊》网站上发表王丹文章,内容为前不久王丹收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一个学生的一封信,信中说:"这学期有十名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生来本所,我很大胆地跟他推荐刘晓波的新书《大国沉沦》和余杰的《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然而,他只过了一周,就迫不及待还给我了,并说'那里头都是要颠覆政府的意识形态,不予置评'匆匆离开,还说'不希望我们再多讨论'我忍不住说'我不觉得他们是要颠覆政府耶,里头也从没说出这四个字,只是提出批评的意见,希望社会能够更好而已',他回答'要颠覆政府的意图不用说出口,看言论就知道了'我不管他迫不及待地要离开我们的谈话,追上去说'一个政府无法容忍批评的意见,有批评意见的就要被抓起来关,你觉得这样对国家政府的进步是好的吗'然后他便离开我们的谈话" 显然,这位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仍然战战兢兢活在中共制造的意识形态牢笼里对于上述两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他有"不予置评"的自由,但是我们作为局外人,如果一味责怪是中共把孩子吓成这样,那是冤枉撒旦这个学生必须对自己辜负上帝造他时赋予他的人脑的行为负责,必须对自己放弃上帝恩赐给他的追求多样信息乃至真相和真理的自由意志的行为负责 第三个例子是北大老右派万耀球亲身经历,2005年万老去美国看儿子,给吴宏达先生带一本书,万老本想请这位五七难弟到儿子家中一叙,可是儿子不允许,因为此人太敏感万家子的忧惧,是谁之过与中共之过还是他本人之过他本人之过我相信,让父亲的这位五七年难友、敏感人士到家中来,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减损和伤害我们作为局外人,如果把这件危害人伦(父子一伦和朋友一伦)的事只归咎于中共的海外华人控制,那是冤枉撒旦 第四个例子为,我和河南文薛开振先生之间交往的经历,2005年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当时一般人视为流亡),他在加拿大女儿家他在网上看到我的消息后,我们在加大那和美国之间建立了电话联系五年之后,去年(2010年),我与薛先生在北京见面,他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加拿大女儿家的细节:就在我们那次加美通话之后,他的女儿把写有我的电话号码的纸片撕碎扔进马桶冲了下去,说以后不要与这人联系薛先生的叙述很平静,但我感到他的心很受伤 万老和薛先生的儿女或许能看到这篇文章,我这里要对他们说几句话:你们有恐惧的自由,但是你们侵害了父亲的自由,伤害了父亲的感情,损害了父亲的尊严你们不但要向父亲道歉,你们更应该走出阴影,在自由的国度做一个自由之子,莫亏负那里灿烂的阳光和纯净的空气如果有人说,不能怪他们,此乃中共海外控制所致,我还是那句话:这是冤枉撒旦 笔者自2004年开罪中宣部,我的同学圈子,从本科到博士,往来几乎断绝,外地的到北京不敢会我,在京的聚会也不敢约我2004年以前,我们同门的几个博士同学每年相约在导师的生日聚会,与中宣部结怨以后,这种一年一度的为导师祝寿的聚会之门也对我关闭了博士本是普世的学术身份,是专业价值和普世价值的看门人,笔者很多的博士同学似乎忘记了本该有的坚守 对于那些自己曾骂过的人,鲁迅先生死前还说:"我一个都不饶恕"对于这些沉默或逃避"维护社会公平"责任的人来说,说饶恕太正式了,他们不值当我只想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不冤枉撒旦,一个无缝的中国苍穹不是撒旦只手所可模铸的 作为愿意为中国自由及建立公民精神而付诸努力的笔者,顺便对中宣部、中组部、外交部说句话:此文提及的上述人士,你们应该按图索骥,一一找到其人,予以奖励或委以重任,因为他们或该出手扼杀亲友的言论自由时立场坚定,行动有效;或即便在遥远的海外也像雷达一样敏感地捕捉你们的意志,唯你们意志之马首是瞻;或不惜伤害传统中国十分重视的同学伦理而选择政治正确,这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对于这样的人,不奖不用,